[145] 参见《股份法》第327f条。
其第2款的限制性表述并未照搬德国基本法，但坚持了前文述及的特别法律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之合宪性要求。第1款可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在境内迁徙的自由，有出入国境、迁居国外或脱离国籍的自由。
[6] 求优的标准何在？就迁徙者而言，即是希冀享受到与迁入地居民相同等的待遇，即平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平等的享受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权利。42 L．Ed．2d．532（1975）。迁徙自由关涉公民的选举权，迁徙彰显的是用脚投票的权利。然而由于历史、现实以及农民自身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农民平等选举权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所言：选举法的修改体现了国家在实现农民宪法权利平等保护上的努力，但若仅仅提出立法上的形式平等，则农民与市民在社会资源的竞争中是无法处于同一起点的，依然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
解释主体如何启动宪法解释、如何发挥宪法解释的应有功能的核心要件是程序制度。人身自由是前提，是迁徙自由的形式表征。[51] BVerfGE 128, 226 (245, Rn. 50).[52] Dreier, in: Dreier, Art. 19 GG Rn. 73 m.w.N.[53] BVerfG NJW 1990, 1783 = JZ 1990, 335 m. krit. Anm. G. Kühne. – HEW; BVerfGE JZ 2009, 1069 m. Anm. G. Kühne (=BVerfG NVwZ 2009, 1282 –Stromnetzbetreiber), 在该案件中联邦宪法法院延续了前一判决的思路，以类似理由否定了公法股东持股75.2%的涉案公司的基本权利主体资格。
在这种情况下，其对股东权利的行使受到基本权拘束。[130]在本案中联邦宪法法院首度指出，股票具有复杂的属性，其既有财产权的面向又有成员权的面向，而以哪种属性作为立法的根本性标准须由立法者自行决定。后者是针对国家的保护义务的实现，要求立法者在兼顾冲突双方各自的法益类型、位阶、被影响的程度及受到影响者自我保护的能力等各方面因素的条件下采取充分的规范性措施有效及恰当地实现基本权保护。然而，联邦宪法法院从公司的信息保密利益的角度所进行的论证则值得商榷。
五、股份财产权保障对我国公司法立法的一些启示德国基本法第14条中的股份财产权保障的是股东以公司法为媒介的法律地位。在公司法实施十年后，公司法应与国有企业改革分离，公司法应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普遍适用的规范并为所有投资者并提供平等的投资机会等观点，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
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中将其表述为由以公司法为媒介的、具备私用性和处分权特征的权利。每位少数股东均可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在裁决程序[144]中裁定现金清偿的合理性。从德国的知情权案件可以看出，股东利益与作为股东整体的公司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在贯穿公司法的多数决原则之下，公司法立法者需要调合推动公司意志形成的大股东或多数股东对于尽可能灵活开展经营活动的利益和小股东或少数股东对于避免股东多数权力滥用的利益。
[64]依照将基本权间接第三人效力与保护命令相结合的主流学说[65]，公司中少数股东基本权利地位的保护也不应该通过给大股东施加基本权的拘束加以实现。联邦宪法法院基本延续了这一论证模式，并在评价少数股东法益时增加了两个因素。[165]以有关隐性资产的信息拒绝权为例，联邦宪法法院从会计法对于有争议性的隐性资产的认可出发所进行的论证，展示出其对于普通法立法者法政策选择的尊重。据此，持股达到95%的股东（主要股东）可以要求股东大会通过决议，以现金清偿为条件将其他股东的股份转让给自己。
其合宪性争议见下文第4节。股份财产权的机制保障正是要求立法者通过提供恰当的公司形式以满足人民集体行使财产权的需求。
[69]鉴于股份财产权的核心功能不在于防御国家权力侵犯，而在于提供机制保障以及解决私主体（股东）基本权冲突，故本文使用影响而非侵入作为涉及财产权的国家行为的上位概念。从股份财产权的机制保障和保护义务的角度看，立法者有义务对于此容易发生基本权利冲突的领域提供争议解决的框架。
[124]还有一些学者反对联邦宪法法院的论证方式，认为在宪法的层面上公司作为股东基于共同目的形成的结合体不能向股东主张自己单独的利益，有关隐藏财产的信息拒绝权的正当性理由只能由会计法规则所导致的信息的不准确性。立法者通过内容和限制性规则对财产权进行规范时，对如何依照基本权的要求实现私主体利益的平衡有相当大的判断和裁量空间。在德国股份法的立法者认可董事会独立负责从事经营管理的权限的同时，学界通说认为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目标反映为区别于公司股东整体利益（又称公司利益）的企业利益的实现并要求董事会以该利益作为行为的指引，即董事会在行使其经营性裁量权时应同等对待企业中的相关利益，即股东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和公众利益，并实现各种利益的平衡他们认为，在英国国会立法之上，尚有更高一级的权威。[40]这就是说，在成文宪法时期，制约法律的力量无需诉诸抽象的自然法或者理性，而是来自两方面：一是法院。[美]小詹姆斯· R.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诸源头》，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即，只要立法者透过法律提供一般性抽象性的概括授权，行政机关即可取得制定法规明令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戴雪的法治概念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原因在于他忽略了英国法治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在议会和法院之外，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且这一裁量并非由行政机关作出，而是议会作出的，说明议会本身并不受任何限制。
其一，基本权利在宪法规范体系中取得了凌驾地位。[26] 参见郑永流：《德国法治国思想和制度的起源和变迁》，载夏勇主编。
[18] [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393页。[12] [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34页。
[25]这意味着彼时德国法治国是一种消极的自由主义，行政权在法律授权之下取得了支配地位。法治，英语为rule of law，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大宪章，[②]它是在抵制和消解双重专断权威的意境和脉络下提出和展开的。参见《威廉·布伦南在文本与教学研讨会上的讲演》，1985年10月12日于华盛顿乔治敦大学，载［美］斯蒂芬·卡拉布雷西编：《美国宪法的原旨主义：廿五年的争论》，李松锋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15页。[24] [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34、35页。
与此同时，德国法律保留原则也在悄然之间发生了根本改变。[14] 不同时期的权威有所不同，有时是理性、神法和人法，有时是上帝法、自然法和普通法，有时是特许状、包括普通法在内的英宪和自然法。
我国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都必须尊重宪法。曾经有人形容这一过程为二十年改一字，不可谓不艰辛。
与传统法律保留之外不同的是，除了重大事项之外，法律可授权行政机关为侵害人民之基本权利，但授权本身须接受宪法限制。二是基本法第80条的规定。
参见《罗伯特·博克法官在圣地亚哥法学院的讲演》，1985年11月18日，原文刊发于《圣地亚哥法学院评论》。1999年修宪，宪法第五条增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味着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已不仅是一个普通语汇，还是一个规范术语，具有特定的法律含义。四是制定法的理性是实体公正，普通法的理性是程序正义。[36] 东瀛日本继受德国法治国概念的过程同样走过了一条法律不受限制的法治之路。
欧洲中世纪兼有国王法、教会法、封建法即领主法、行会法、议会法，以及军队，各种权威竞争的结果是议会立法取得了至上地位，非经议会同意不得制定剥夺个人财产侵害人身自由的法律。公法权利是一种向行政机关主张的权利，与基本权利对比，公法权利是被实在化的、被排挤到行政法中的、发育不健全的政治基本权利。
[31]这是形式法治国的固有弊端。这意味着宪法文本不仅仅标示着精神和理念、原则，还是客观规范，既须被下位规范遵守，也具有法律效力。
简言之，公法权利免受行政机关的侵犯，它是法律秩序的产物，来源于法律的创造。没有实质的权力分工和民选机构，负责制定法律的机构及其地位就不能确立。
